目标导向与代际社会流动 ——一个能动性的视角

社会 2019-05-10 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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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   宁,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马莲尼(Marianne Novaes Bonatto),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产业升级背景下高新技术人才流动规律与城市人才竞争优势研究”(项目编号:14ASH012)的阶段性成果。


[摘要]不同阶层家庭所具有的资源对子女的社会流动具有重要影响,但这些家庭的能动性在子女的社会流动中的作用同样不可忽视。不但精英阶层家庭需要通过能动性的中介作用,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子女的社会流动优势,而且低阶层家庭同样也需要借助能动性,才能更充分地利用外生资源,以弥补家庭内生资源不足的状况。社会流动上的能动性的体现之一,就是家庭为子女树立较为远大的人生目标及规划,并使其内化到子女内心。这使得子女的行为更具有目标导向性。低阶层家庭子女要避免复制父辈低阶层地位的结局,就必须打破在人生目标上的“近视模式”,走出“低人生目标困境”“目标借用模式”和“目标累进模式”是国内低阶层家庭子女提升人生目标的常见路径。

[关键词]社会流动;阶层地位;能动性;目标导向;人生目标


一、问题的缘起

    代际社会流动研究不但要探讨“多少人”(总流动率)在流动,而且要回答“哪些人”在流动的问题。工业化-现代化理论和体制转型理论从宏观角度试图回答前一个问题。随着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以及政经体制的转型,社会流动机会总量(总流动率)增加,阶层地位获取也从先赋原则转向绩效原则。阶层再生产理论则从微观角度回答后一个问题。按照这一理论,并非所有人都有相同的较高阶层地位获取机会。处于较高阶层地位的父辈,可以借助自身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优势,让子辈获得较高的文化资本和人力资本,从而相应地获得较高的阶层地位,促成阶层地位再生产。

  根据上述这些理论,出身低阶层家庭的子女向上的社会流动(阶层流动),主要发生在社会转型期(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和政经体制转型时期)。到了社会常态期,阶层结构已经相对稳定,代际社会流动模式就主要是阶层再生产模式了。那么,在社会常态期,低阶层家庭子女还有向上流动的机会吗?如果还有,这些低阶层家庭子女在常态时期的向上流动,是出于偶然,还是有某种机制在背后起作用?这是社会流动文献的一个短板,也是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回到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按照这一理论,社会过程既受结构的约束,也取决于行动者的能动性。相应地,代际社会流动既受结构性条件的约束,也受阶层能动性的影响。从这个角度看,精英阶层(即中产及以上的阶层)成员尽管具有较为优势的资源,但是,如果他们缺乏能动性,同样不能确保他们子女在教育上的成功(教育是社会流动的一个重要通道)。反过来,尽管低阶层家庭缺乏足够的资源,但如果他们能充分发挥能动性,出身在这些家庭的子女也不乏向上流动的机会。

  问题在于,是什么因素促成了阶层的能动性?物质资源本身必然促成阶层能动性吗?未必。物质资源是阶层发挥能动性的有利条件,它也更多地导致行动者的能动性,但它本身并不是能动性,也并不必然导致能动性。“富不过三代”的说法,就是对这一情形的通俗写照。既然物质资源不是阶层能动性的充分条件,那么,什么因素才促成了阶层能动性的发挥?

  我们认为,阶层能动性在某种程度上是阶层文化的体现。精英阶层的子女之所以有较高的概率实现阶层地位再生产,不仅是因为其父辈拥有更优越的物质资源,而且是因为其家庭所具有的阶层文化让他们发挥了阶层能动性。正是这种能动性,让精英阶层家庭优越的物质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可以说,阶层能动性是精英阶层子女的阶层地位获取的中介变量和必要条件。但是,关于阶层能动性在社会流动中的作用,被我们忽略了。

  低阶层子女也可能具有阶层能动性。但他们的能动性可能有两个不同的方向:正向能动性和逆向能动性。所谓正向能动性,指的是低阶层子女确立积极的人生态度,充分利用公共资源等外生资源,以克服阶层背景的物质资源劣势,从而实现向上流动;所谓逆向能动性,指的是低阶层子女依从某种会带来消极后果的群体亚文化,发挥了对自身向上流动不利的能动性。例如,威利斯在《学做工》一书中就揭示了工人子弟的叛逆文化如何让他们再生产其父辈低阶层地位的过程。

  在社会常态期,阶层能动性在社会流动上发挥作用的最重要的领域之一是教育。教育获得是否受阶层能动性影响呢?文化再生产理论肯定了这一点。例如,拉鲁认为,工人阶级家庭所采取的放任子女“自然成长”模式与中产阶层家庭所采取的对子女的“协同培养”模式,是导致不同阶层子女之间教育成就获取差异的阶层能动性根源。我们认为,拉鲁所说的“协同培养”可以理解成一种阶层能动性的体现。很显然,不但由于中产阶层家庭本来就具有更优越的物质资源和文化资本,而且也由于他们更充分地发挥能动性,中产阶层让其子女在学业中有更好的表现和成就。

  在某种意义上,阶层能动性是行动者的目标导向的结果。因此,阶层能动性在社会流动上的体现,在于家庭行动者具有更明确的社会流动目标。正是这种目标导向性激活了行动者的能动性,并充分利用各种可得资源和机会。而家庭为子女所确立,并让其内化到子女身上的人生目标及人生规划,构成社会流动上的目标导向行为。它激活了人们在社会流动上的能动性。精英阶层家庭子女之所以能再生产其父辈的阶层地位,就是因为这些家庭具有明确的目标导向以及更充分的能动性。与之相反,低阶层子女之所以难以实现向上流动,不但是因为他们的社会流动受到结构因素的约束。这种能动性不足的一个体现,就是人生目标比较短程和低下(目标导向性不足)。例如,威利斯的《学做工》中的工人子弟就希望尽快从中学毕业去做工人。

  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即使是在社会常态期,低阶层子女也有可能通过发挥能动性,在家庭内生资源不足的情况下,借助对外生资源(如义务教育等公共资源)的充分利用,而实现对父辈阶层地位的超越。这种能动性发挥的根源之一,在于他们的行动具有了更远大的目标导向性,即:确立了更为远大的人生目标及规划(未来取向的文化)。那么,在什么条件下,低阶层子女如何才能提升其行动的目标导向性,从而突破父辈的低阶层结构位置的约束,就是一个有学术研究价值的问题。

  本文试图说明,尽管阶层的各种资源对代际社会流动具有支配性的影响,能动性对代际社会流动的作用同样不可忽视,而能动性与目标导向性密切相关。它具体体现为人生目标及人生规划的确立。依照阶层资源水平高低和能动性高低的不同组合,我们可以把社会流动分成四种理想类型:第一,“高资源、高能动性”;第二,“高资源,低能动性”;第二,“低资源,低能动性(或逆向能动性)”;第三,“低资源,高能动性”。第一和第三种类型可以合称为阶层再生产模式;第二和第四种类型可以称为阶层流动模式(表1)。

  表1社会流动中的资源水平、能动性与目标导向性的组合类型资源水平能动性目标导向性精英阶层再生产高高高阶层(向下)流动高低,或逆向能动性低阶层再生产低低,或逆向能动性低阶层(向上)流动低高高,或阶段性先低后高在表1中,第一种和第四种类型均是能动性较高的模式,第二种和第三种则是能动性较低的类型。本文将集中分析能动性分别在阶层地位再生产和阶层流动中的作用。不过,第二种类型(“高资源水平、低能动性”),由于涉及向下流动(如前些年“我爸是李刚”的新闻案例),偏离本文主题,将不在本文中进行分析。在本文中,社会流动主要通过教育获得来说明,能动性则主要通过目标导向性来说明,而目标导向性主要体现在人生目标及其规划的确立上。 

  另外还要说明的是,资源水平原本应该包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组合。按照高、中、低的分类,这三种资源将有多种不同的组合模式,但这样一来,会使分析过程变得十分复杂。为了分析简便,本文把资源水平主要限定在物质资源或经济资本上,并只按二分法(高、低)分类。相应地,能动性也同样按照二分法分类。

(图片来源:搜狐教育)


二、文献回顾:目标导向与教育获得

  与社会学界较少研究目标导向与教育获得相反,教育心理学界对目标导向与教育成就的关系展开了系统的研究,并形成了自成一体的研究传统。这一研究传统可以叫做“成就目标导向”(achievement goal orientations)或“成就目标与目标导向”(achievement goal and goal orientations)。在职业心理学研究领域,也有类似研究,即:关于职业抱负(career aspirations)与目标导向(goal orientations)的研究。所谓成就目标或职业抱负,均是一种对未来人生发展的具体目标的设定。成就目标更侧重把学业表现当作一种成就来追求,而职业抱负更侧重未来的职业发展目标(如在职业中被提拔、承担管理者角色、在职业阶梯中的层级地位)。不论是成就目标还是职业抱负,均构成人们奋斗的动力。

  不论是要去实现成就目标,还是职业抱负,都涉及人们的目标导向(goal orientations)。一般来说,存在两种不同类型的目标导向。第一,掌握导向。依照这种导向的人把掌握、提高和改进个人的技能和能力当作是实现既定目标的手段。技能的掌握是累进性的,可以通过努力而不断提升和掌握;而掌握了这些技能,就能实现成就目标或职业抱负。在这里,所要掌握和精通的技能的标准,是自我指涉的(self-referenced),而不是为了与他人进行比较。第二,绩效导向。这种导向可以采取两种不同的取径(approaches),即:绩效-进取(performance-approach)和绩效-回避(performance-avoid)。采纳“绩效-进取”的人之所以去掌握技能,往往是为了试图超越他人,以展示和证明自己的能力和优越性,从而获得他人的积极评价。这种人比较争强好胜,往往会为自己设定较高的目标,尤其是与成功相关联的目标。与之相反,个人也可以采取消极的回避策略(performance-avoid),回避一些容易造成失败的目标,以避免因为失败而让人觉得自己愚笨或无能。可以说,掌握导向类似于追求“内在回报”,而绩效导向类似于追求“外在回报”(如名誉、声望、他人的评价等)。

  在最初的构想中,掌握导向和绩效导向被学者们看作是同一个连续统中对立的两级。后来,学者发现,二者可以同时共存。二者的组合模式不同,导致学生的教育成就不同。按照掌握型目标导向之高低和绩效型目标导向之高低的交互组合,可以把学生分成四种类型:高掌握-高绩效、高掌握-低绩效、低掌握-高绩效以及低掌握-低绩效。从实验结果看,第一种类型的学生的教育成就最高,第二种类型次之,第三种类型再次之,最后一种类型学业表现则最差。

  尽管教育心理学和职业心理学有关“目标导向”的研究文献还有很多,但出于社会流动研究的目的,只须简略提到这些经典文献即可。可以说,这一“目标导向”的研究文献弥补了社会学界在社会流动目标、能动性与社会流动后果的关系的研究上的短缺。但是,教育心理学有关“目标导向”研究中的“目标”(成就目标),还停留在比较具体的层次,尽管它的抽象程度高于具体的“靶子目标”(target gaols),但依然低于“人生目标”(life goals)。这使得这一研究文献未能在理论上升级到社会流动的范畴。尽管如此,这一研究文献为我们把成就目标与社会流动挂上钩,做了铺垫。

  与“目标导向”相近的是青少年心理学的“未来导向”(future orienation)研究。学者们探讨了青少年关于未来的想法、目标、期待、抱负对当下行为的影响。未来导向包括动机、认知和行为等要素。是否具有未来导向,会影响青少年对当下行为的自控力,从而影响人生发展的轨迹。但这一视角是个体心理学性质的,未能把个体行为与社会分层结构联系起来。我们认为,“未来导向”范式有必要进行社会学的改造,即:纳入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范畴进行分析。

  尽管社会学界没有关于目标导向与社会流动的系统研究,但社会学界也有学者注意到“教育期望与教育获得”的问题。有社会学者发现,父母教育程度较高,对子女的教育期望也较高,并愿意为此付出更多的代价,而子女也会潜移默化地把父母的期望加以内化。实证数据也显示,父母对子女以及子女自己对大学教育的期望对他们考上大学有正向影响,而子女的教育期望则与家庭背景相关。这些研究为我们提出能动性、目标导向与社会流动的研究纲领,做了很好的铺垫。另外一些社会学者所提出的阶层养育文化及阶层能动性对教育获得有影响作用的观点,也为笔者提供了启发。

  从社会学角度看,不同阶层背景的父母往往会传递给子女以不同的人生目标。目标不同,人们所做的人生规划也不同,相应地,个人的发展历程也不同。很显然,青少年的目标导向或未来导向与他们的社会流动的最终结局具有内在的关联。因此,把目标导向或未来导向与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联系起来,是一个值得努力的方向。


三、目标导向与阶层地位再生产

  在事关孩子前途的问题上,精英阶层父母往往为子女确立和灌输了一种更远大的人生目标及规划,因而在代际社会流动上的目标导向性更强。而低阶层父母在子女培养上,往往是更为短期目标导向的。目标导向作为一种能动性的体现,是阶层再生产的一个重要中介变量。它具体体现为人生目标及规划的差异。表1中的第一种和第三种类型均属于阶层再生产的类型。在这两种类型中,人生目标及规划(目标导向)构成阶层再生产的中介因素。

  (一)人生目标及规划的确立能力与阶层地位再生产

  在中国,由于从小学开始,学校就分为重点和非重点,高校也分为“985”“211”和其他高校,而教育资源也按照这种区分而进行差异性配置,这导致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的过程,提早到了小学阶段。学生只要在前一个环节(如小学)在竞争中失败,就可能导致后面环节的连环失败。社会流动成为优质教育资源累积传递的结果。这意味着,家长提早为子女确立人生目标及规划,对于子女的社会流动,将产生重要的影响。这种目标导向性,成为家庭在其子女社会流动上的自觉意识和能动性。

  不同阶层子女的教育,往往被植入不同的人生目标及规划中。这表明,不同阶层的父母赋予子女教育以不同的目标导向。这导致家长们投入在子女教育上的时间和资源的差异。相应地,子女们通过教育的通道而获得的阶层地位也不同。显然,人生目标及规划的差异,是不同阶层的代际社会流动差异的一个重要中介因素。

  不同阶层子女在社会流动上的目标导向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人生目标及规划的确立能力以及人生目标及规划的形成模式上。人生目标及规划确立能力是两种相互关联的能力的组合:第一,目标确立能力。目标确立能力上最重要的方面是目标高度。一方面,过低的目标会对社会流动造成负面影响。例如,在威利斯的《学做工》中英国工人子弟就是因为把人生目标确立得太低,导致他们事实上只能再生产父辈的低阶层地位。另一方面,目标过高也容易因为目标难以实现而最终发生挫折,并因此放弃目标。可见,最适宜的促进社会流动的目标高度是那些经过努力而得以实现的目标,既不因目标过低而放弃努力,也不因目标过高而没有对应的可实施的计划。第二,围绕目标的规划能力或操作化能力。人生目标要通过一套具体可行的人生规划来达到。这种规划让社会流动成为一种带有阶层自觉的能动行为。

  可见,之所以不同阶层子女在社会流动上的结局会有重要差异,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不同阶层父母在涉及孩子的目标确立及规划能力上存在差异。在人生目标的高度上,出身低阶层的孩子往往只能形成比较低的人生目标。一方面,物质条件限制了低阶层孩子的人生目标的高度;另一方面,低阶层父母及孩子缺乏把人生目标“操作化”的能力。他们往往只能执行制度或机构(如学校)为他们制定的制度性计划(如学生培养计划),而没有体现自己能动性的计划。

  人生规划与人生目标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缺乏适当高度的人生目标,人们也就无从制定人生规划。另一方面,人生目标确立以后,必须通过人生规划来落实。光有目标,没有具体的规划来落实,目标也可能落空。布迪厄认为,精英阶层的子女往往能够再生产父辈的精英阶层地位,是因为“文化再生产”的机制在起作用。我们认为,这个文化再生产机制包括精英阶层父母为子女确立较高的人生目标及规划,它确保了精英阶层家庭在涉及子女社会流动上的目标导向性和能动性。

  围绕人生目标的规划制定上,阶层之间有什么差异呢?具体来说,有三种差异。首先,人生规划的可行性。在确立了恰当的人生目标后,社会流动目标的实现就取决于把目标转化为可行计划的能力。计划的可行性包括以下内容:(1)资源可行性。家庭必须有足够的经济或物质资源来落实计划。例如,究竟是把孩子送到普通公立中学,还是送到教育质量高但学费昂贵的私立中学?这涉及学费负担能力的问题。在这一点上,人生目标及规划确立能力受到阶层物质资源的约束。父辈的经济资本,有利于转化为子辈的社会流动的有利条件。(2)时间可行性。如果计划太庞大,没有足够时间来实施,计划就落实不了,而人的时间是有限的。这意味着计划的制定必须尽早。而是否能及早为子女进行规划,则与人生目标有关。(3)动力可行性。完成计划需要可持续动力。而动力的可持续性,既与人生目标有关(它提供行动的目标导向),也与计划的合理性有关(每日所要完成的工作量的合理配置)。

  其次,人生规划的行动链条长度。人生规划要有足够长的时间跨度。“临时抱佛脚”往往难以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没有为子女确立远大的人生目标的父母,往往不会为子女制定长远的人生规划。因此,这些孩子可能就会因为追求短期快乐,而付出更长时间跨度的社会流动失败的代价。而那些为子女确立了远大的人生目标的父母,更善于围绕这一目标,制定相应的人生规划。正因为如此,他们的子女为实现人生目标的行动链以及行动的提前量,都足够长。这使得他们更有可能实现需要长时间才能累积起来的竞争优势。例如,要成功跻身美国的中产阶级队伍(如当医生或律师),就必须能被名校录取。而要被名校录取,就要进入著名的中学入读。而要入读著名的中学,就要在小学阶段就做好准备。正如李忠路、邱泽奇所说的,“教育获得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前一个阶段的教育获得对后一个阶段既是积累性的,也是机会性的。没有优质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获得,几乎没有机会踏入高等教育的大门。教育的延续性和积累性特征,让个体教育机会的竞争在中小学阶段甚至幼儿园阶段就已经开始了。”这意味着,社会流动反映在微观的阶层能动性上,就是人生目标的确立及规划能力。那些社会流动失败的孩子,不但是因为其人生目标的高度不够,而且即使其人生目标有高度,也可能会因为人生规划的行动链过短,而无法实现目标。

  第三,人生规划的执行力。在生命周期的早期历程中,人们往往会因为各种诱惑而偏离既定的人生轨道,追求短期化的快乐和满足,而失去追求长远化目标的能力。这意味着,要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需要人们有足够的抵御那些会偏离长远目标的短期性快乐和欲望满足的能力。可见,自控力是实现社会流动的必要能力。社会流动失败的孩子们,不但是因为人生目标过低,而且也常常是因为在执行人生规划上的自控力不足。《学做工》作者威利斯笔下的工人子弟,就是因为过于追求当下的“乐子”(如经常通过挑战学校秩序而找“乐子”)而失去了向上流动的机会。

  (二)人生目标及规划形成模式与阶层地位再生产

  子女的人生目标的形成,既涉及父母的影响作用,也涉及子女自身的自主选择。通常来说,它是父母和子女互动的结果。从孩子成长立场的角度看,子女越是处于人生阶段的早期,其人生目标的确立受父母的影响越大;随着子女的年龄增大,他们在人生目标确立上的自主范围也随之扩大。正是因为父母在子女的人生目标上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因此,子女的人生目标及规划的形成就与阶层背景发生了联系。可以说,在子女培养模式上,拉鲁所说的工人阶级子女的“自然成长”模式和中产阶级家庭的“协同培养”模式,对应的其实是两种不同的人生目标及规划形成模式。后者所对应的是“宏图模式”,前者对应的是“近视模式”。

  “宏图模式”指的是,父母在子女尚幼小时就为他们确立了远大的人生目标,并据此而制定相应的人生规划。尽管这种人生规划允许动态调整和修正,但持有“宏图模式”的家长,往往会在一早就为子女确立较为远大的人生目标,并力图使这种目标内化到子女的内心。从形成过程看,宏图模式包括三个阶段:第一,父母代理阶段。在子女尚没有责任能力的时期,父母代理子女行使人生目标确立权,并采取措施来落实(如学前教育和小学课外教育)。这是父母把自身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优势转化为子女的流动优势的阶层干预过程。第二,目标内化阶段。随着子女年龄的逐步增大,父母通过与子女的互动(教养方式),把他们为子女所确立的人生目标内化到子女内心,成为子女从内心认可和接受并愿意为之努力的目标。第三,自主性阶段。随着子女年龄的进一步增大,子女具有为实现已经内化的人生目标的自主性和动力。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子女依然会与父母保持沟通和互动,但其自主性相比之前的阶段,大大增强。可以说,在“宏图模式”中,人们在代际社会流动上的计划性、自觉性和能动性较强。

  所谓“近视模式”指的是,父母因为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缺乏,或者放任子女自发地形成短期化人生目标,或者主动地为子女确立短期取向、低下并容易实现的人生目标。待这种目标实现以后,子女向上流动的路径就被锁定了,他们只能始终停留在低下的阶层地位。威利斯的《学做工》中的工人子女的情形,就属于这一种。他们早早就自发形成了做工人的目标,并因此而挑战学校的主流文化而不愿努力学习。这种目标在他们中学毕业以后就实现了,但从此以后他们也就只能一辈子做工人。

  “宏图模式”和“近视模式”分别说明了精英阶层家庭子女和低阶层家庭子女的阶层地位获取过程在目标导向性上的差异。精英阶层家庭的优越的内生资源(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构成“宏图模式”得以形成的基础。正是这些优越的内生资源决定了这些阶层家庭的视野和格局,从而更有可能为子女确立远大的人生目标及规划。而这种更强的目标导向性,反过来有助于精英阶层家庭充分利用自身的内生资源,并把这些资源转化为子女在社会流动上的优势。

  低阶层家庭由于缺乏足够的内生资源(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使得他们的阶层视野和格局受到限制,多半缺乏为子女确立较为远大的人生目标的能力。低阶层家庭本来就缺乏足够的内生资源,一旦他们为子女所确立的人生目标过低,客观上还会导致他们对外生资源(公共资源)的利用不足。例如,由国家所提供的公共教育这个外生资源,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低阶层家庭子女向上流动,但由于受到“近视模式”的影响,它常常未能被低阶层家庭子女充分利用(尽管这些外生资源已经被分层了)。例如,威利斯的《学做工》中的工人子女就浪费了公立教育提供给他们的机会。尽管他们所得到的公立教育水平,本来就不如中产阶层所能得到的优质教育水平(如私立学校)。但连这种资源的利用机会都放弃了,他们的社会流动就更没有希望了。

  在阶层固化的情形下,精英阶层家庭的“宏图模式”和低阶层家庭的“近视模式”同时在各自的阶层位置起作用。前者促成了精英阶层子女复制了父辈较高的阶层地位,后者则导致低阶层子女再生产其父辈较低的阶层地位。撇开宏观条件不谈,阶层固化现象固然受到各个阶层的物质资源的影响,但各个阶层家庭的“目标确立模式”也发挥了中介的作用。


四、目标导向与阶层流动

  既然低阶层家庭子女在人生目标及规划上受限于“近视模式”而导致他们再生产父辈的阶层地位,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低阶层子女就永远没有向上流动的机会和可能了呢?未必。低阶层家庭也有可能打破目标导向上的“近视模式”。田丰、静永超的研究发现,出身家庭与教养方式(即文化资本的身体化)并不完全对称。一些工人阶层家庭可以采取中产阶层的教养方式,而让子女实现向上流动。这说明低阶层父母在子女培养上也有可能超越其内生资源的约束,他们也能充分发挥能动性。那么,他们的能动性能有什么作用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分析社会流动所需要的资源类型。

  一般来说,社会流动涉及两重资源:内生资源(或私人资源)和外生资源(如社区层面、区域层面或全国层面的公共资源)。要实现社会流动,就要对这两重资源加以组合利用。如前所述,内生资源对社会流动的影响是比较明显的。例如,家庭经济资本可以转化为子女的教育资本,因为家庭可以通过支付更高学费的方式进入教育质量更高的、市场化的私立学校。

  但是,由于外生资源(如公共资源)同样对代际社会流动具有影响,因此,只要能充分利用这些公共资源,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家庭内生资源不足的状况,进而实现代际向上流动。然而,这一切,取决于人们是否对其加以充分利用。当然,不可否认,公共资源其实也被分级了(如教育资源的城乡差异)。但是,对于相同的、哪怕是低级的公共资源,低阶层中不同家庭对其利用的程度也是有差异的。这说明,即使是在低阶层那里,不同家庭在围绕子女的社会流动上的目标导向性和能动性,也是有差异的。

  显然,低阶层家庭要对外生资源(公共资源)加以充分利用,需要发挥能动性。在这里,人生目标的设定,就发挥了不可缺少的作用。如果不具有远大的人生目标,人们更容易囿于家庭内生资源的不足而自暴自弃。但是,如果人们有了远大的人生目标,人们就更有可能想方设法去寻找并利用各种外生资源(如公共资源),以弥补家庭内生资源不足的状况。

  但是,我们在这里面临出身低阶层家庭子女的“低人生目标困境”:家庭阶层地位越低,家庭资源越是贫乏,子女的人生目标就可能越低。正是因为人生目标过低,导致出身低阶层家庭子女的能动性不足,从而对所能获得的外生资源(公共教育)的利用不充分。而对公共教育资源的充分利用,恰恰又是这些子女实现向上流动的主要机会。尽管随着高校的扩招,近些年来国内高等教育在低阶层家庭的社会流动上的作用在弱化,但高等教育仍然是低阶层家庭子女实现向上流动的一个重要渠道。

  可见,低阶层子女要实现向上流动的一个关键因素,在于他们能否打破“低人生目标困境”。一旦他们打破了这一困境,就更有可能发挥能动性,从而更充分地利用各种外生资源。那么,出身低阶层家庭的子女究竟是否可以打破“低人生目标困境”?我们认为,在一定条件下,低阶层家庭子女可以超越“低人生目标困境”,否则,重点高校中就不会有来自低阶层背景的子女,哪怕他们在重点高校学生中的占比在趋于减少。如果他们不能超越“低人生目标困境”,现有的中产阶层队伍就不会有来自寒门的子弟,哪怕他们在中产阶层中的占比在不断变小。

  李路路等人的实证研究也发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代际流动的总流动率是持续上升的。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职业结构变化造成的。高等教育也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总流动率与相对流动率在改革开放中期出现脱节: “改革开放前到20世纪80年代末,代际关联系数陡然上升,相对流动率下降;从90年代至21世纪初的近二十年间,代际关联系数持续下降,相对流动率不断增长;然而在最近十年,代际关联系数出现反弹,相对流动率再次下降。”这意味着,至少在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低阶层家庭子女可以更多地突破家庭阶层背景的约束而实现向上流动。林曾也发现,就中国的大学教授这一群体看,他们的社会流动与父母的教育程度没有明显的关联。

  那么,低阶层家庭子女是如何突破“低人生目标困境”的呢?通常有两种模式:“目标借用模式”和“目标累进模式”。“目标借用模式”指的是低阶层家庭由于受到关系网络(社会资本)的影响,借用或采纳了中产阶级家庭为其子女所确立的人生目标及规划。田丰、静永超所描述的城市低阶层家庭子女的养育模式,就属于这种模式。在这里,促使低阶层家庭采纳中产阶层家庭在子女的人生目标确立上的“宏图模式”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关系网络或社会资本。例如,他们的亲戚、朋友和邻里中有中产阶层家庭,并因此受到这些家庭的影响。

  “目标累进模式”指的是,低阶层父母在子女的人生历程中的早期阶段,并没有为子女确立远大的人生目标。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父母可能会因为各种因素(文化因素、制度因素和社会互动因素)的影响而不断修正和提升子女的人生目标的高度。之后,随着子女的不断长大,子女自身也会不断修正和调高他们的人生目标。如果说,“目标借用模式”是一次性地确立远大的人生目标,那么,“目标累进模式”则不是如此,而是伴随时间的推移而累进性地提升人生目标。由于“目标借用模式”已有实证性研究,在接下来的篇幅中,我们将集中于分析“目标累进模式”。它的一个常见的路径是,低阶层家庭先确立让子女好好读书的阶段性目标(教育目标),再利用相对客观化和标准化的考试制度考上重点学校和大学,然后在大学中进一步修正和提升人生目标。

  (一)儒家文化传统与学校老师作为学生目标的隐形确立者

  如果说,阶层文化资本是差异性的,不同阶层有不同的文化资本,那么,民族文化传统及其对应的惯习,在很大程度上是共同的。就中国来说,儒家文化传统在一定程度上构成超越阶层文化的共同文化。而儒家文化传统既包括重视教育和“望子成龙”的传统,也包括服从权威的传统。儒家文化中重视教育和服从权威的传统,分别以不同的方式,帮助一些低阶层家庭的子女突破“低人生目标困境”。

  首先,儒家文化中重视教育和“望子成龙”的传统有助于帮助低阶层父母为子女确立较为远大的人生目标及规划。吴晓刚认为,中国历史上的科举制度不但让寒门有了社会流动的机会,而且导致中国人普遍形成了重视教育的传统。这一传统保留至今。李路路等人认为,“受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中国父母教育期望的阶层差异要远远小于其他非儒家文化国家”。洪岩璧、赵延东发现,中产阶层父母与低阶层父母在有关子女的教养理念上并没有实质性差异。朱斌也认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观念,而这种观念已经融入各个阶层。由于工农子女更具有摆脱父辈劣势阶层地位的愿望,他们会通过更努力地学习来实现这一愿望。而在一般学业成绩上,由于个人努力具有决定性作用,而文化资本则没有显著作用,因此,工农阶层子女会更刻苦努力以取得更好的教育成就以及更好的就业能力。这意味着,人生目标的确立,不但与阶层背景有关,而且也与民族的共同文化传统有关。后者有助于一些出身低阶层家庭的子女突破“低人生目标困境”。

  其次,就儒家文化中服从权威的传统看,中国的低阶层子女未必会像威利斯的《学做工》中的工人子弟那样形成“反学校”文化。相反,他们往往更具有服从权威的心理。或者说,他们更“听话”。与威利斯的《学做工》的工人父母放任子女自然成长不同,中国的低阶层家长往往要求子女在学校要服从老师的权威,而不是跟学校对着干。这种服从学校及老师权威的文化心理,使得低阶层背景的子女常常可以配合学校的培养计划。因此,即使低阶层父母一开始并没有为子女确立宏图式目标,但学校却为全体学生确立了制度性目标(标准化培养计划)。学生只要配合学校完成这一目标,至少为未来的向上流动做了一些有用且必要的铺垫,也为随后的人生历程中进一步调高人生目标准备了必要的条件。这说明,儒家文化传统有助于低阶层子女突破“低人生目标困境”。

  由于出身低阶层的子女愿意遵从学校和老师的权威,因此,学校老师也会在学生的人生目标的确立上发挥潜移默化的影响。如果说,低阶层父母在一开始未必能为其子女确立远大的人生目标,那么,随着子女的入学,学校老师不但可能对低阶层背景的学生拔高自己的人生目标产生影响,而且也可能促使他们的家长调高他们原先为子女所确立的较低的人生目标。在一定的意义上,在出身低阶层家庭的子女的人生目标上,教师具有一定的弥补低阶层家长视野局限性的作用。当然,我们不能排除老师更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培养那些更优秀的学生,而这些学生更有可能来自中产阶层家庭。但尽管如此,我们同样不能排除低阶层子女借助努力而成为优秀学生的可能。

  但是,由于公共教育资源的配置不同,不同学校,尤其是城乡之间的学校的资源存在差异,导致不同学校的老师群体的视野、格局和事业心也有差异。因此,就农村来说,尤其是贫困地区的农村,出身低阶层家庭的子女所能得到的公共资源,也是被分层过的、处于相对较低水平的。因此,低阶层家庭在子女的社会流动上的目标导向性,需要得到公共政策的支持(师资水平配置上的政策公平)。与之相比,由于城市的学校比农村的学校的公共教育资源水平更高,因此,城市的低阶层家庭比农村的低阶层家庭在代际社会流动上的目标导向性和能动性,得到更多的公共政策支持。相应地,城市的低阶层家庭更有可能通过目标导向性和能动性让子女实现向上流动。

  (二)客观化、标准化的招生制度与社会流动的通道

  在国内的应试教育体制中,中小学老师之所以愿意在学生的人生目标确立上施加影响,是因为学生的人生目标确立有助于学校取得更好的绩效。中、小学的绩效评价,往往是建立在学生的升学率基础上的。因此,小学和中学老师往往会把考上重点中学或重点大学作为学生实现人生目标的必要通道来灌输给学生。由于现有的考试制度采取客观化、标准化的考核方式,客观上有利于低阶层家庭子女扬长避短:低阶层家庭的内生资源不足的劣势,在一定程度上被客观化、标准化的招生考试制度所抵消。

  就城镇地区来说,尽管低阶层家庭的内生资源不足,但如果他们能充分利用好外生资源(如公共教育资源),也能让子女向上流动。而客观化、标准化的招生制度则成为一个影响低阶层子女对公共教育资源的利用效果的重要因素。学者们发现,中国的中考和高考实行的是一种统一的客观化、标准化的考核方式,学生之间只在考试分数这个单一维度上进行竞争。这样的考试制度客观上对低阶层家庭子女相对有利,因为它让精英阶层子女的文化资本优势失去了用武之地,而在客观化和标准化的考试中的成绩,是可以通过努力而提高的。低阶层家庭子女恰恰可以通过努力而获得好成绩。与之相对,如果考核方式采取的是非标准化、非客观化的方式,招生老师就可以通过面试,按照主观判断来评价和选拔学生,这就让拥有较高文化资本(或综合素质)的精英阶层子女有了竞争优势,而对文化资本较低的低阶层家庭子女是不利的。因此,统一的、客观化的考核方式,为低阶层家庭子女通过努力实现阶层流动,提供了一个重要通道。

  但是,自从国内高校开始实行自主招生考试和其他“加分”的招生政策以后,高校招生中的主观判断空间有所扩大,这在总体上对精英阶层家庭子女更有利,而对低阶层家庭子女不利。在这种主观判断的招生选拔中,精英阶层的资源优势和文化资本优势,可以有效地转化为其子女在自主招生中的竞争优势(即综合素质优势)。尽管如此,在目前,客观化、标准化的考试成绩在国内招生中的作用还是决定性的。

  (三)大学同辈群体互动机制与人生目标的升级

  出身低阶层家庭的子女的人生目标不但可以在小学和中学阶段得到累进性调整,而且还可以在考上大学以后进一步得到提升。来自低阶层家庭背景的学生可以通过在大学获得或提升文化资本,而弥补他们在孩童时代所习得的文化资本不足的劣势。这些学生除了在学校学习知识和技能(人力资本),也在提升他们的人文素质(文化资本),并相应地修改和提升他们的人生目标。那么,导致他们人生目标重构的机制是什么呢?影响低阶层家庭学生人生目标重构的因素有很多,如大众传媒、社交媒体、课堂教学和大学老师群体等。但其中一个被学者所忽略的是大学校园的同辈群体互动机制。它包括宿舍互动机制、班级互动机制和校园社团互动机制。

  中国的大学有为所有大学生提供宿舍的做法。而宿舍成员的分配,则是由学校行政管理人员负责的。同一间宿舍住什么人,不是大学生自主选择的结果,而是行政安排的结果。这种安排具有一定的任意性和强制性。所谓任意性是说,宿舍成员的安排,具有一定的随意性。所谓强制性指的是,宿舍入住人员一旦安排好,就难以轻易调换。这种宿舍成员搭配的任意性和强制性,为来自不同阶层家庭背景的大学生住在同一间宿舍进行密集互动,提供了日常空间。

  在一定程度上,大学宿舍成为大学里一种打破阶层藩篱的住宿体制。由于居住在同一间宿舍的来自不同阶层背景的学生可以发生密集互动,这不但造成信息的密集流动,而且也在价值、规范和惯习上造成宿舍成员间的相互影响。其中,来自精英阶层家庭背景的大学生所确立的人生目标及规划,会对宿舍中其他来自低阶层家庭的成员造成一定的影响。通过这种大学宿舍成员的密集互动,低阶层背景的学生有可能改变他们原有的人生目标及规划。久而久之,宿友们的人生目标及规划在一定程度上会趋于相同。这种现象,可以称为“阶层视域融合”。例如,有的宿舍的宿友全都考上了研究生,有的宿舍的舍友全都出境留学,有的宿舍则全体就业。这种宿舍互动机制或许是低阶层背景大学生打破低阶层“人生目标困境”的一种重要机制。

  与宿舍互动机制一样,班级互动机制同样具有打破“低阶层人生目标困境”的作用。在中国的大学中,班级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群体。由于在招生中,决定性因素是高考分数而不是家庭背景,就导致班级成员往往由来自不同阶层家庭背景的大学生所构成。班级成员的家庭背景的异质性,使得班级中来自精英阶层家庭的同学的人生目标及规划,成为低阶层家庭背景的同学的参照系。这种人生目标参照系的近距离化,有可能导致低阶层背景的同学修正或调高他们的人生目标及规划。

  校园社团互动机制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打破“低阶层人生目标困境”。校园学生社团为来自不同专业的学生的互动提供了平台。这使得大学生中的相互影响范围,从宿舍和班级扩大到了校园。如果说,宿舍和班级的信息具有更多的同质性,那么,不同专业的同学的信息具有更多的异质性。社团则为这种异质性信息的汇集、交流和流动,创造了平台和渠道。异质性信息交流,也有助于低阶层家庭背景的大学生打开眼界,提升人生视野的宽度和人生目标的高度。除了社团,大学校园还提供了许多其他的不同专业学生的互动平台。

  当然,不可否认,学生家庭的阶层物质条件差异依然约束着来自不同阶层背景的学生的目标导向及行为,但由于同辈群体互动机制的影响,大学生的人生目标及规划可以达到一定程度的趋同性。那些来自低阶层家庭背景的学生,由于修正和提升了他们的人生目标及规划,便可以更主动积极地利用外生资源,包括国际资源。例如,他们可以通过确立到国外留学的目标,制定实现该目标的可行计划,通过申请国外高校奖学金的方式,而实现到西方高校留学的目的。


五、结论

  对社会流动的分析,不但要看到阶层结构的结构性条件的约束,而且也要看到阶层能动性的作用。从微观角度看,代际社会流动是一种以家庭为单位的行动,其目的是动用各种资源以让子女获取所希冀的阶层地位。社会流动所涉及的资源,既包括家庭的内生资源,也包括外生资源(主要是公共资源)。在过往的社会流动的研究中,我们更关注家庭的内生资源(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差异所导致的阶层分化,对外生资源(公共资源)在促进社会流动上的作用虽然也有研究,但总体上重视不够。事实上,如果仅仅凭借家庭内生资源的差异来解释社会分层和流动现象,会面临难以充分解释一些低阶层家庭子女向上流动的情况。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把家庭在社会流动上的能动性纳入社会流动的分析框架。精英阶层家庭尽管有较优越的内生资源,但这些资源要转化为子女的阶层地位获取,同样需要家长和子女共同发挥能动性。低阶层家庭尽管缺乏足够的内生资源,但还有外部的公共资源可资利用。这也需要低阶层家庭发挥能动性。

  但是,低阶层家庭子女的“人生目标困境”常常妨碍他们对公共资源(外生资源)的利用程度。所谓低阶层家庭子女的“人生目标困境”指的是,低阶层家庭的子女受限于父辈的低阶层地位,往往只能形成低下的人生目标。它妨碍了这些子女的能动性的发挥,使得他们不能充分利用已有的外生资源(公共资源)。可见,利用好外生资源,成为低阶层家庭子女向上流动的一个重要条件。而要利用好这些外生资源,低阶层家庭就必须突破在为子女确立人生目标上的“短视模式”,即:通过确立更高的人生目标,强化在社会流动上的目标导向性和能动性。突破“短视模式”的方式有两种:一方面,低阶层家庭可以采取“目标借用模式”,即:在子女教养上,采纳中产阶层的目标;另一方面,低阶层家庭也可以采取“目标累进模式”,即:随着时间的推移,低阶层家庭子女不断修正和提升人生目标。而影响人生目标提升的因素,包括儒家传统文化因素与学校场域因素(教师影响与同辈互动),而客观化和标准化的招生制度,则有助于低阶层家庭子女扬长避短,从而借助教育渠道实现向上流动的目标。


                                           (责任编辑:陆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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